皇帝的政敌是自家人：宗亲带来的麻烦
发布时间：2022-11-19 09:11:17作者：心经感应网
皇帝的政敌是自家人：宗亲带来的麻烦
荒唐的明武宗正德帝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中国人最重血缘，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终归向着一家人。好事，在自家人中间分润；自己人做了坏事，尽可能不出门。胳膊断了，折在袖子里。但这个规矩，放在皇帝身上就不大灵了。做皇帝的，有点麻烦。尽管皇室讲孝悌，讲友爱，比民间调子还高。但事实证明，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皇帝家族中人，血缘关系越近，威胁越大。
刘邦做了皇帝，大封宗室，给后辈留了一堆的同姓王。但他的后辈发现，恰是这些自家人构成了王朝的颠覆性力量，叛乱不已。刘邦的子孙花了三代人的努力，费尽心思，削弱和架空了藩王，才算从制度上消除了宗藩的威胁。
另外，两千多年来，皇室之间的父子相残，兄弟互杀，悲惨的故事不绝如缕。权力格局放在那里，他们比平头百姓的血亲之间，更易于互相砍杀。在西周的宗法血缘制被破坏之后，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也一并消失，既然没有了嫡长子继承的铁律，那么凡是老皇帝的血亲，就都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只要这些人手里有土地、财源和军队，就难保他们没有觊觎皇位之心。不是所有藩王都会造反，但这些人造反的概率却相当高。一般人的继承制度可以是家产诸子平分，但皇帝制度下的继承，如何平分呢？皇帝只能有一个，总不能兄弟轮流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的真正政敌是他的自家人。所以，自西汉以后，宗藩从不实封，即使有兵，也是老弱病残。只有西晋，晋武帝昏了头，部分地方重回汉初，实封藩王，赋予兵权。结果晋武帝死后，不旋踵就闹出了八王之乱。
这个简单的道理，明太祖朱元璋不是完全不明白。但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对自家人的感情实在太深，对别人的猜忌心也太重。说破大天，还是觉得自己家人靠得住。于是朱元璋大封宗室，自家的子侄，都成了藩王。别的王朝，即使藩王到了封地，也要接受地方官的监督。但唯独明朝，地方官要接受藩王的监督，不管官位多高，见了朱家人，就矮一截。特别时刻，藩王还可以护卫王室，清君侧。藩王有兵，有权，也有钱。不仅藩王，凡是朱家的子孙，都被国家厚禄供养，不仅要养他们本人和家眷，还要养他们的属官和下人。
唯一的一点防范，就是藩王不辖地，不治民。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实际上更加骄纵了藩王，让他们只管享受，没有丝毫责任。如果有封地，藩王的消费就会限于封地之内，租税或多或寡，要看你治理的效果。而明朝的藩王，不论当地收成好坏，治理状况如何，反正他那一份收入是旱涝保收。结果呢？反而鼓励了藩王和宗室乱来，反正花多少钱，国家都得背着。
自朱棣由藩王发动叛乱入主大位之后，出于对别的宗室效尤的担心，明朝藩王的兵权被削了，护卫减少到了只有象征意义的地步。但宗室的享受，却没有丝毫减少。藩王叛乱的危险度固然降低，但宗室的供养，却日益成为王朝越来越背不动的负担。北方数省全部的赋税，用来供养本省的宗室都不够，地方政府的开支，就只能依赖别省。如果来源不畅，就会额外搜刮，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虽然藩王由国家供养，但他们可以自己买地，也可以设法得到皇帝的赐地，某些善于经营的藩王，因此经济实力不弱。而护卫制度虽然被削弱，但框架还在，只要上面的控制弱了，就可以“借壳上市”，发展私人武力。
明朝第十一个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老子死的早了一点，15岁登基。这个尚未成年就骤登大位的小皇帝，其实是个根本没有完成起码的社会化的顽童——由于是明孝宗的独子，未免骄纵，教育就谈不上了。老爹死的早，朱厚照15岁便成天下至尊，社会化的过程就只能泡汤了。
舞枪弄棒，好玩打仗游戏，是多数男孩子的习性。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却把这个孩童时代的习性，保持了终身。他一共做了16年的皇帝，除了纵欲渔色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游乐嬉戏，玩打仗的游戏，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大将军。成年累月，他泡在皇宫外的豹房，沉湎于游戏胡闹，周围一群能玩会玩的太监、混混和武夫。朝政，自然也由这些人把持。一脑门子儒家教条的朝臣们越是劝谏，他就越是不耐烦。明朝是个君重臣轻的时代，皇帝要是刻意打算胡闹，臣子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可想。
这样一个荒唐到家的顽童皇帝，自然会将朝政弄得一塌糊涂，生民涂炭，民变蜂起。自然，也就给某些藩王提供了觊觎皇位的机会。首先起事的是在宁夏的朱寘鐇，起事的名目是清君侧，诛权宦刘瑾。好不容易镇压了安化王，明武宗朱厚照也得表示一下，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权宦刘瑾因此而失宠，最后被杀。其实，安化王的起事仅仅是预演，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封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朱厚照更明白事，也更有野心和才华的人。因此，他的实力要比别的藩王大得多——占有的土地几万亩，还有许多产业。所以，宁王朱宸濠可以拿出很多钱来收买皇帝的左右，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不仅护卫得以恢复，而且宁王朱宸濠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地方官反映宁王问题的奏报，不是被截下，就是报上去也没有人理会。在宁王朱宸濠的帐下，聚拢了许多失意士人和江洋大盗；而私人武装，达到数万人。
一个藩王，聚拢数万武装为霸一方，造反的迹象早就彰显。警告之声，也不断传到朝廷。但是，耽于享乐的朱厚照根本不加理会。直到事情到了不可控制的份儿上，明武宗才有所察觉。宁王朱宸濠迅速起事，起事前，他召集地方官议事，拿下所有持异议的人。后来在平乱中起决定作用的赣南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因为一点小事耽搁，未能赴会。否则，这场叛乱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幸好，江西有个王守仁；幸好，王守仁没有像其他几个反抗宁王的地方官那样，被宁王借开会之名杀掉。王守仁在最短的时间内，擅自以兵部的名义调集了江西地方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没有听谋士的建议，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南京，而是在安庆长时间滞留。见老巢失陷，又马上回师去救，结果掉进了王守仁的圈套里，被王守仁打得落花流水，兵败被俘。
叛乱已经平息了，明武宗朱厚照这个顽童却在玩伴的怂恿下，要御驾亲征。在折腾了沿途百姓个够之后，宁王朱宸濠被押解到南京。
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的起事，按一般的王朝规矩，当然是造反。但按明朝的规矩，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却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当初朱元璋设立宗藩制度，就包含了让他们拱卫王室，甚至清君侧的权力。安化王和宁王都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在一个政治昏乱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朱家天下。而且，客观地说，就人品而言，无论是安化王还是宁王，都比明武宗朱厚照更合适做皇帝。
当然，对于多数朝臣而言，即使皇帝再昏乱，再荒唐，在藩王和皇帝之间，他们还是会选择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王朝大义，不管怎样，不能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当年燕王朱棣的好事，有一，不能有二。无论朱元璋怎么想，规矩都是这样的。否则，王朝很快就会玩不下去了。不是深明事理的王守仁对于明武宗朱厚照有什么偏爱，而是朝廷大义，就是如此。
朱元璋是个狡猾的农民，一个见多识广的流氓。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他异想天开定的制度，给他的后辈子孙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种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如果没有那么沉重的宗室负担，明朝的赋税不会如此之重，加了又加，直至民不堪命。
荒唐的明武宗正德帝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中国人最重血缘，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终归向着一家人。好事，在自家人中间分润；自己人做了坏事，尽可能不出门。胳膊断了，折在袖子里。但这个规矩，放在皇帝身上就不大灵了。做皇帝的，有点麻烦。尽管皇室讲孝悌，讲友爱，比民间调子还高。但事实证明，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皇帝家族中人，血缘关系越近，威胁越大。
刘邦做了皇帝，大封宗室，给后辈留了一堆的同姓王。但他的后辈发现，恰是这些自家人构成了王朝的颠覆性力量，叛乱不已。刘邦的子孙花了三代人的努力，费尽心思，削弱和架空了藩王，才算从制度上消除了宗藩的威胁。
另外，两千多年来，皇室之间的父子相残，兄弟互杀，悲惨的故事不绝如缕。权力格局放在那里，他们比平头百姓的血亲之间，更易于互相砍杀。在西周的宗法血缘制被破坏之后，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也一并消失，既然没有了嫡长子继承的铁律，那么凡是老皇帝的血亲，就都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只要这些人手里有土地、财源和军队，就难保他们没有觊觎皇位之心。不是所有藩王都会造反，但这些人造反的概率却相当高。一般人的继承制度可以是家产诸子平分，但皇帝制度下的继承，如何平分呢？皇帝只能有一个，总不能兄弟轮流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的真正政敌是他的自家人。所以，自西汉以后，宗藩从不实封，即使有兵，也是老弱病残。只有西晋，晋武帝昏了头，部分地方重回汉初，实封藩王，赋予兵权。结果晋武帝死后，不旋踵就闹出了八王之乱。
这个简单的道理，明太祖朱元璋不是完全不明白。但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对自家人的感情实在太深，对别人的猜忌心也太重。说破大天，还是觉得自己家人靠得住。于是朱元璋大封宗室，自家的子侄，都成了藩王。别的王朝，即使藩王到了封地，也要接受地方官的监督。但唯独明朝，地方官要接受藩王的监督，不管官位多高，见了朱家人，就矮一截。特别时刻，藩王还可以护卫王室，清君侧。藩王有兵，有权，也有钱。不仅藩王，凡是朱家的子孙，都被国家厚禄供养，不仅要养他们本人和家眷，还要养他们的属官和下人。
唯一的一点防范，就是藩王不辖地，不治民。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实际上更加骄纵了藩王，让他们只管享受，没有丝毫责任。如果有封地，藩王的消费就会限于封地之内，租税或多或寡，要看你治理的效果。而明朝的藩王，不论当地收成好坏，治理状况如何，反正他那一份收入是旱涝保收。结果呢？反而鼓励了藩王和宗室乱来，反正花多少钱，国家都得背着。
自朱棣由藩王发动叛乱入主大位之后，出于对别的宗室效尤的担心，明朝藩王的兵权被削了，护卫减少到了只有象征意义的地步。但宗室的享受，却没有丝毫减少。藩王叛乱的危险度固然降低，但宗室的供养，却日益成为王朝越来越背不动的负担。北方数省全部的赋税，用来供养本省的宗室都不够，地方政府的开支，就只能依赖别省。如果来源不畅，就会额外搜刮，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虽然藩王由国家供养，但他们可以自己买地，也可以设法得到皇帝的赐地，某些善于经营的藩王，因此经济实力不弱。而护卫制度虽然被削弱，但框架还在，只要上面的控制弱了，就可以“借壳上市”，发展私人武力。
明朝第十一个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老子死的早了一点，15岁登基。这个尚未成年就骤登大位的小皇帝，其实是个根本没有完成起码的社会化的顽童——由于是明孝宗的独子，未免骄纵，教育就谈不上了。老爹死的早，朱厚照15岁便成天下至尊，社会化的过程就只能泡汤了。
舞枪弄棒，好玩打仗游戏，是多数男孩子的习性。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却把这个孩童时代的习性，保持了终身。他一共做了16年的皇帝，除了纵欲渔色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游乐嬉戏，玩打仗的游戏，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大将军。成年累月，他泡在皇宫外的豹房，沉湎于游戏胡闹，周围一群能玩会玩的太监、混混和武夫。朝政，自然也由这些人把持。一脑门子儒家教条的朝臣们越是劝谏，他就越是不耐烦。明朝是个君重臣轻的时代，皇帝要是刻意打算胡闹，臣子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可想。
这样一个荒唐到家的顽童皇帝，自然会将朝政弄得一塌糊涂，生民涂炭，民变蜂起。自然，也就给某些藩王提供了觊觎皇位的机会。首先起事的是在宁夏的朱寘鐇，起事的名目是清君侧，诛权宦刘瑾。好不容易镇压了安化王，明武宗朱厚照也得表示一下，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权宦刘瑾因此而失宠，最后被杀。其实，安化王的起事仅仅是预演，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封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朱厚照更明白事，也更有野心和才华的人。因此，他的实力要比别的藩王大得多——占有的土地几万亩，还有许多产业。所以，宁王朱宸濠可以拿出很多钱来收买皇帝的左右，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不仅护卫得以恢复，而且宁王朱宸濠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地方官反映宁王问题的奏报，不是被截下，就是报上去也没有人理会。在宁王朱宸濠的帐下，聚拢了许多失意士人和江洋大盗；而私人武装，达到数万人。
一个藩王，聚拢数万武装为霸一方，造反的迹象早就彰显。警告之声，也不断传到朝廷。但是，耽于享乐的朱厚照根本不加理会。直到事情到了不可控制的份儿上，明武宗才有所察觉。宁王朱宸濠迅速起事，起事前，他召集地方官议事，拿下所有持异议的人。后来在平乱中起决定作用的赣南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因为一点小事耽搁，未能赴会。否则，这场叛乱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幸好，江西有个王守仁；幸好，王守仁没有像其他几个反抗宁王的地方官那样，被宁王借开会之名杀掉。王守仁在最短的时间内，擅自以兵部的名义调集了江西地方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没有听谋士的建议，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南京，而是在安庆长时间滞留。见老巢失陷，又马上回师去救，结果掉进了王守仁的圈套里，被王守仁打得落花流水，兵败被俘。
叛乱已经平息了，明武宗朱厚照这个顽童却在玩伴的怂恿下，要御驾亲征。在折腾了沿途百姓个够之后，宁王朱宸濠被押解到南京。
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的起事，按一般的王朝规矩，当然是造反。但按明朝的规矩，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却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当初朱元璋设立宗藩制度，就包含了让他们拱卫王室，甚至清君侧的权力。安化王和宁王都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在一个政治昏乱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朱家天下。而且，客观地说，就人品而言，无论是安化王还是宁王，都比明武宗朱厚照更合适做皇帝。
当然，对于多数朝臣而言，即使皇帝再昏乱，再荒唐，在藩王和皇帝之间，他们还是会选择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王朝大义，不管怎样，不能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当年燕王朱棣的好事，有一，不能有二。无论朱元璋怎么想，规矩都是这样的。否则，王朝很快就会玩不下去了。不是深明事理的王守仁对于明武宗朱厚照有什么偏爱，而是朝廷大义，就是如此。
朱元璋是个狡猾的农民，一个见多识广的流氓。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他异想天开定的制度，给他的后辈子孙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种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如果没有那么沉重的宗室负担，明朝的赋税不会如此之重，加了又加，直至民不堪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