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堪称古代中国的“建国之本”
发布时间：2022-11-18 10:16:59作者：心经感应网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堪称古代中国的“建国之本”
我们现在将中国古代的运河称为“中国大运河”，我理解“中国大运河” 主要指具有水运功能的人工开凿“河流”(当然有的运河也兼具灌溉、防洪等水利功能)，而诸如战国时代秦国开凿的郑国渠、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灌溉工程应不在此列。中国古代历史上开凿的邗沟、灵渠、漕渠、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均应属于“中国大运河”，而“中国大运河”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应为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
中国的大运河与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项最为重大的工程，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长城是军事防御性工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发展的产物。秦汉时代以来的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标识。
中国古代的大运河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促成汉文化从中国大陆走向东北亚、中南半岛并成为古代东亚地区主体文化。大运河之于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开放性、拓展性、凝聚性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其西至甘肃中部，东到沿海，北界长城一带，南为岭南，较之战国时代，秦帝国的国家疆域扩展主要是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而岭南地区进入秦帝国版图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开凿的灵渠密不可分。岭南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周边地区最早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地区。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之后，发兵50万进军岭南，为此，秦监“史禄”历时近4年，于广西兴安县开凿湘水与漓水之间的运河——灵渠。灵渠虽然长仅36.5公里，但它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连接在一起，加速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使“南海四郡”成为古代中国周边地区最早进入中华帝国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之上，汉武帝、光武帝等又通过灵渠，使汉文化从岭南走向中南半岛东北部。
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东北部地区进一步融入，东南部经济迅速崛起。为了使以长安、洛阳——隋唐两京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地位得以充分巩固，中央政府行政权力运作得以正常进行，隋唐大运河开凿成为中古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师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隋唐时代是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割据的统一帝国时代，相对长期处于割据的“南朝”政治势力来说，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头等要务，这是曾经长期主政江南扬州的隋炀帝十分清楚的。隋唐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兴建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继之，国家疆域的恢复(汉代已于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与发展，又是这个伟大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这是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开凿的主要原因。
其实华北地区的运河开凿从东汉晚期已经开始，当时运河的开凿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征讨乌桓、统一北方。隋炀帝在此基础之上，于大业四年(608年)征调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第二年建成了从洛阳至涿郡的大运河，大业六年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通过永济渠，亲临涿郡临朔宫，征集军队号称200万人，集结于涿郡，随后连续3年(612年至614年)发动了征辽东的战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三驾辽泽”。
古都北京的地位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宋代后期的辽金政治势力走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辽金政权的“基地”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为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只能南下，建立以北京地区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而北京作为辽金王朝的首都，其重要条件是“可进”“可退”，“进”则借助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则可以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隋唐大运河成就了辽金王朝的统治，开启了把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经过辽金王朝的过渡，古代中国的最后3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元、明、清王朝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永济渠为北京这一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大运河开凿，保障了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巩固、发展。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通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南的淮阳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相连接，形成北京和杭州之间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南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流经区域涵盖中国古代的燕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把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连接在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以元、清为代表的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柱”，堪称“建国之本”！
中国的大运河与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项最为重大的工程，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长城是军事防御性工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发展的产物。秦汉时代以来的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标识。
中国古代的大运河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促成汉文化从中国大陆走向东北亚、中南半岛并成为古代东亚地区主体文化。大运河之于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开放性、拓展性、凝聚性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其西至甘肃中部，东到沿海，北界长城一带，南为岭南，较之战国时代，秦帝国的国家疆域扩展主要是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而岭南地区进入秦帝国版图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开凿的灵渠密不可分。岭南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周边地区最早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地区。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之后，发兵50万进军岭南，为此，秦监“史禄”历时近4年，于广西兴安县开凿湘水与漓水之间的运河——灵渠。灵渠虽然长仅36.5公里，但它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连接在一起，加速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使“南海四郡”成为古代中国周边地区最早进入中华帝国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之上，汉武帝、光武帝等又通过灵渠，使汉文化从岭南走向中南半岛东北部。
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东北部地区进一步融入，东南部经济迅速崛起。为了使以长安、洛阳——隋唐两京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地位得以充分巩固，中央政府行政权力运作得以正常进行，隋唐大运河开凿成为中古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师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隋唐时代是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割据的统一帝国时代，相对长期处于割据的“南朝”政治势力来说，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头等要务，这是曾经长期主政江南扬州的隋炀帝十分清楚的。隋唐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兴建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继之，国家疆域的恢复(汉代已于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与发展，又是这个伟大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这是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开凿的主要原因。
其实华北地区的运河开凿从东汉晚期已经开始，当时运河的开凿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征讨乌桓、统一北方。隋炀帝在此基础之上，于大业四年(608年)征调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第二年建成了从洛阳至涿郡的大运河，大业六年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通过永济渠，亲临涿郡临朔宫，征集军队号称200万人，集结于涿郡，随后连续3年(612年至614年)发动了征辽东的战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三驾辽泽”。
古都北京的地位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宋代后期的辽金政治势力走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辽金政权的“基地”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为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只能南下，建立以北京地区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而北京作为辽金王朝的首都，其重要条件是“可进”“可退”，“进”则借助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则可以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隋唐大运河成就了辽金王朝的统治，开启了把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经过辽金王朝的过渡，古代中国的最后3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元、明、清王朝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永济渠为北京这一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大运河开凿，保障了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巩固、发展。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通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南的淮阳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相连接，形成北京和杭州之间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南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流经区域涵盖中国古代的燕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把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连接在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以元、清为代表的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柱”，堪称“建国之本”！
